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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獎 彤雅立 - 邊陲記

邊陲記

  • 資料來源:行政院大陸委員會
  • 日期:100-11-25

二○○六年夏天,那年我二十八歲,對世界充滿好奇心,也對小島上日復一日面對新聞稿的記者工作開始厭膩。我決定離開報社,暫時拋開一切,到外面去看看。香港從事環境運動的朋友捎來一則訊息──跟著中國大學生綠色營一同探訪雲南藏區。當時兩岸的交流並不如今日頻繁,幾乎沒有大陸朋友的我,遞上了申請,辦理了「台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」。不久後隨即上路,前往中國的邊陲省份。

飛機降落在灰色天空籠罩的首都機場,整座城市給我的感覺是滿的,這時我才意識到,原來小島上的人群還算稀疏。抵達新聞發佈會的現場,我看見一群來自不同省份的環境青年。他們是一胎化的孩子,心中燃著和我一樣想探索世界、改變社會的熱情。傍晚,發佈會結束,我們趕赴北京西站。行色匆匆、你推我擠的乘客圍繞在我們四周。習慣與人保持一些距離的我,身體不由自主地與他人擦過。空氣混濁,是各種人物與食物與其他不知名東西混合在一起的氣味。時時刻刻都有人迎面撞上來,我想我得強迫自己習慣這樣的擦踵摩肩。

我在北京,第一次知道火車要如此明確地分「檔次」──硬座、軟座、硬臥、軟臥,還有更多我不知道的高級空調包廂與特快車。綠色營為培養所謂「艱苦樸素精神」,我與其他二十六名學生,一同搭上了從北京往昆明檔次最差的硬座車廂。車程一共四十小時。我還來不及預期這近兩天的時光會遇上什麼事情,周遭那群年輕的環境鬥士,早已從背包裡祭出了四十小時需要的糧餉──各式各樣的塑膠包裝食物,榨菜、火腿、零食……,簡體字的包裝散發著中國食品獨有的味道。他們有備而來也已習慣於此。

既要群居在車廂這麼久,打發時間的撲克牌當然也不可少了。我與這群大陸學生,同文同種,但卻又好像哪裡不一樣。也許是腔調,也許是思維。最大的不同也許是生活背景。他們高喊著:「鬥地主!把他鬥垮!」我有點害怕。怎麼這句話讓人聯想到歷史上的文化大革命呢?我不甚明白。細問之下,他們玩的紙牌遊戲叫作鬥地主──誰身上有「二」,就要把他鬥下來。恍恍惚惚,我記起我們海峽這岸的「二最大」,俗稱「大老二」,是一樣的玩法,才發現從一個簡單的牌戲中仍可讀出差別。

初至北京,我對一切感到既陌生又好奇,我開始專注閱讀四周的人群。車廂裡人滿為患,擁擠至極。火車駛經大小鄉鎮,越往南下,就有越多生活在貧窮線的人口上車。不知是第幾小時,我開始感到臭氣蒸騰,一些穿著撿來的破舊西裝的農民,拎著麻袋正在尋找可以佔據的地方。他們擠在車廂的走道上,或坐或躺,全部的人無分你我地緊挨在一起,身體與身體之間彷彿沒有空隙。混和在空氣中的體味,在悶熱潮濕的車廂中,歷經十多小時開始變成一種難忍的臭氣。我想上廁所,但廁所已被扛著大包小包逃難般的逃票農民所佔據,他們睡在那裡,直到抵達目的地。友伴勸我打消上廁所的主意,他們仍在臭氣中自在地「鬥地主」。我腳感覺被甚麼拽住,我才知道有位逃票的年輕農民正在我的座位底下盡情地睡了。走道上也全是人。許多人買不起硬座的票,有的買了站票,總之他們費盡千辛萬苦來到這節火車廂,和我們一同前往南方。我似乎看不見地面,於是盡可能地不要離開座位。任何一個移動,都是困難的,必須以雙腳踩踏過一群又一群的人堆。我在被推擠之中漸漸入睡。

第一次,我感覺自己離底層社會這麼近……從昆明轉搭火車至大理,再輾轉乘巴士至中甸停留,然後北上至德欽,沿白馬雪山而行。臥舖巴士在夜裡一路顛簸,擺盪之中我們進入山的深處。海拔越來越高,各種杉樹的香氣從山邊透出來,物質離我們越來越遠,倒是身體越來越活進了自然裡。電子設備不再被需要,因為越往深處越無電力。打扮與化妝也不必了,我們需要做的事情是跋山涉水,一天天趕路。

來到書松村的時候,已是兩星期以後了。按地理位置來看,這裡是雲南省迪慶州的德欽縣,確切的名稱是「德欽縣奔子瀾書松村」。村名裡有個「書」,大部分的人卻不識字;綠樹倒有許多,群山圍繞著這村落,人們居住在自然裡。

綠色營分為環境教育、生態研究與文化考察三組,我屬於文化考察的小組,每人再細分到各家去探訪。關於雲南藏族,我們知道多數居民分佈於滇西北一帶,雖與西藏為鄰,但因山高勢險、三江並流,因此與正統衛藏的居民幾乎難以往來,反而在藏族歷史中寫下交惡爭戰的一頁。

但那都是過去了。迄今不變的是地勢的險要,使得這裡多數的藏族居民終生也不離開自己的村落。那些出門不歸的,要不是身家背景太好,就是性格特愛探險,於是一去不回了。
格茸區追居住的村莊名喚「車據小隊」,共有十九戶人家。由於天險阻隔,交通不便,居民在生存上特別艱困。一般家庭基本上負擔不起孩子的教育費用,通常讓孩子念完政府資助的小學課程,或到初中,之後就差遣他們農忙去了。

格茸區追的皮膚有些黝黑,身材細瘦卻顯出一種強韌。我手中拿著一台還有餘電的二手DV,企圖想要捕捉一些這裡的景象。

我問格茸區追想不想出去,她說想。

我在紙張極差的藏族作業簿上抄寫了一些字。我寫字的動作對她而言,彷彿是一種奢侈。

格茸區追,以及她所屬的書松村,便是屬於貧窮線上的那一群。其實還有更加貧困封閉的村落呢,至少這裡還有三兩家雜貨店。即便缺水、缺電,村民也還能夠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踩著月光一步步走向深山的家裡去,越過小溪而不迷失、跨過藩籬而不跌落。整座山勢與地形,是村民每日行走必經之路,哪裡高、哪裡險!哪裡好走,他們早已摸清。

格茸區追因此總是腳步敏捷的領著我向前。無論是天晴或者下雨,白天或者夜晚。我望著前方的玉米田,隨著她踏過未經過開採的道路。她的腳程極快,使我往往不小心就落了腳步。

坐在青稞架底下,旁邊是她的家,陽光明媚、天空晴朗,此時她遞來了一塊白色、柔軟的奶渣。我嚐了一口,她開始說話。

「我讀到初二,然後就回家幹活了。」她說。

我問她,怎不繼續讀書。她說,幾年前父親生了一場大病,母親將家裡的牲畜都賣了,讓父親求醫,而父親最後還是病死了。身為獨生女,她必須扛下家裡的生計。在這雲南偏遠的鄉下,獨生女意味著要當家。

十九歲的格茸區追,她說著自己要當家的表情,顯得非常剛毅絕決。我則忘了自己正在進行文化探訪,DV丟在一旁,專注地聆聽,進入她的世界。

她指著她的耳洞,說那是十六歲時去德欽打工時給自己打的。那年,她到德欽掙錢,那是她唯一一次離家生活的經驗。

格茸區追講了一口藏式漢語,但已經非常標準了。在這個村莊哩,大多數的居民都不識字,甚至不會說普通話,因此我們的探訪有時還需要仰賴幾位懂漢語的藏族年輕人幫忙。
我問她還去過哪裡,她說小時曾去過麗江,是跟村裡的玩伴一塊去的,到現在她們還是很好的朋友。

「她叫莰仁勇次,來自我們這個小隊最富的一家。」她說。

後來我才知道,即便在這貧窮的山村,也還有著微妙的貧富差距。格茸區追在意著這些,她說她家是車據小隊經濟最困難的一戶,不像莰仁勇次,家裡有電視可看。因此,她非常努力地學習漢語,對於改變自己將來仍存一線希望。

她說,在德欽那年,她撿來許多中文報刊,她的中文進步神速。由於熱愛閱讀,打工結束後,她也將那些書報一起帶回家鄉。

格茸區追看著我寫字,說她也好想繼續讀書。

我說,也許可以想個辦法。

格茸區追一直想離開,但她是獨生女,不像都市裡一胎化下的中國孩子,在家獲得各方長輩照料。她的母親後來也病倒了,沒力氣工作,因此格茸區追每天清晨四點,天還沒亮,就必須上山採松茸。

採松茸是一項極其艱苦的工作,這是村民賴以維生的重要經濟來源。在一星期一回的松茸交易市場中,行走的居民、喇嘛、兒童,吆喝著新鮮松茸的價格,期待賣出一個好價錢,好應付接下來的日常生活所需。至於珍貴的松茸,是如何在之後被中盤商哄抬到他們不可想像的價格,那也不是他們所能想及的事情了。

格茸區追的名字裡也有一個「茸」,似乎意味著她與這塊生根的地方、與這裡盛產的作物,是再也分不開了。

她看著我的二手DV,問:「這是什麼?」我說,這可以拍影片。她說,她曾在別人家的電視裡看過這東西。

我問格茸區追:「可以去妳家嗎?」她說不好吧,她家太窮了。

我探訪過小隊裡的一個藏族爺爺,他領著我走進他的家。黃土的藏式民居,一樓是圈養牲畜的地方;踩上階梯,進入二樓才是房屋的正廳。整幢房屋散發出古老的木香。由於缺水,他們幾乎不洗澡,掛在脖子上的金剛線,按照風俗也絕不可碰水或拿下。因此藏族爺爺的金剛線,已經積了厚厚的一層體垢,這些污垢,她們視之為幸福的基石。

正廳裡有台電視機,在屋裡顯得有些突兀。電視機旁有些破舊海報,以及毛澤東像。他友善地說了一些我聽不懂的話,我只是笑了笑。看著電視裡的廣告,一些都市人的美容妙方、一些這裡的居民一點也用不到的電器廣告。透過這一只方箱望出去的世界,是一個他們從來也無法想像、無法觸及的地方。電視裡的思維與意識形態,與他們的生活截然相反。原始的生活在這裡是極為自然的一件事,通訊科技在這裡顯然派不上用場。

格茸區追肯定經常在晚間摸黑。對他們而言,有月光就足夠了,其他的事情,天亮再說。

細瘦的格茸區追常常帶著我在玉米田裡晃,儘管幹活辛苦,但她依舊精神十足充沛。她總是找機會跟我說漢語,透過跟我說話,了解所謂外面的世界。

格茸區追不止一次告訴我,她想讀書。

離開記者的工作崗位,我知道自己還有一點能力可以幫助貧困區的學生。我問她「學費呢,一個學期多少錢?」她回答,一千元人民幣。我在心裡忖度著,心想其實我可以擔負。但是問題不光是我能不能擔負她就學,而是區追一旦上學去,家裡就沒有人幹活了。

儘管回到台灣將面臨收入不定的生活,我還是在心裡思量著自己能否資助她讀書。格茸區追固然是這一大片貧困青年的滄海一粟,需要被資助的人其實太多太多。我於是想著短期內較能實現的事情。我告訴格茸區追,我也許會去麗江,帶著她去,車費大約只要一些些。

格茸區追何嘗沒有想過要離開。這畫面在她腦海中應該浮現不下千百回。十九歲的女孩,充滿未來,卻也知道自己終其一生只能留在這座村莊,日復一日過著相同、乏味的生活。
可她一天也不許離開,她說她的母親會用高聲的藏語責罵。若她離開幾天,雇人幹活一天工資是二十元人民幣,她家也負擔不起。

格茸區追知道我大學畢業,在工作了。她常常問我來自怎樣的地方。我大略描述一下,也許就像她曾在電視裡看過的那樣。也許我描述的生活,於她是可以想像的。

在青稞架底下,格茸區追把玩著玉米糠。她說他十九歲了,過兩年母親打算給她安排嫁人。

「怎麼安排呢?」我問。她說:「聽說會從隔壁村來一位媒人說親。」對方她沒見過,一切依照母親的安排,嫁誰就是誰了。

「到時我出嫁了,妳一定要回來看我,我們會用最盛大的藏族慶典舉行婚禮。」格茸區追說。

我向她要了地址,但是這個深山村落的居民,根本沒有具體地址。即使我寫了信,也幾乎無人能讀懂中文。

記得離開的那一天,格茸區追抱著我一直哭,好像那是我們最後一次的相見。我不知道是不是還有機會再到這裡來。也許有一天,他們開始有電話了,我可以想個辦法跟她聯絡。
也許這麼多年過去,格茸區追早已嫁到了別的村莊。

綠色營在德欽閉幕,一個月在白馬雪山的生活,很快地過去了。蓬頭亂髮的我,一身邋遢,獨自從德欽前往拉薩。

多年後的一個夜晚,我讀到民國時期流浪作家艾蕪書寫的《南行記》。他早年從四川步行至雲南昆明,沿途經歷許多道不盡的風霜。流浪著,到南方。儘管困頓,他說:「人應該像條河一樣,流著,流著,不往地向前流著。」

我在滇藏公路,越過瀾滄江峽谷,山更加高,勢更加險了。公共汽車行走在一條狹窄、從未修好的石子公路,左邊是高山,右邊是深谷。公路沒有雙向道,遇見來車必要憑藉高超的技術克服。我猜汽車司機都是些不怕死、置自己生命於度外的人。巴士裡有個東歐女生,她看見深谷已經臉色發白,想回家卻無退路了。

在綠色營,我與這群環境青年結為好友。滇藏公路是入西藏最艱險的一條,他們勸我取道四川,走川藏公路會安全些。但我仍執意去看中國最美的邊陲景致。我看見江河奔忙、浩瀚地川流過山谷,樹木頑強且繁茂地生長。艾蕪說:「河是喜歡走著不平的道路的。」我知道格茸區追與許多其他藏族孩子們,他們一定有那樣的韌性,讓生命之河繼續留下去。我一身輕裝,帶著記憶繼續留著。這裡是漢藏交界,漢文化與藏文化的邊陲。無論貧富差異、無論文化衝撞,我知道邊陲的生命力最強,穿越冒險的激流可以看見最美的勝境。
我感到那激流,一直在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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