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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選 劉君(王告) - 他是你的誰

他是你的誰

  • 資料來源:行政院大陸委員會
  • 日期:100-11-25

自38年五月初就是端陽節,離大陸到大陳島住一段時間,到台灣住澎湖東引等地,因年大有病,申請到台灣治療,到台中中興領(應為”嶺”)805醫院一段時間。出院時撥到新竹埔頂新兵訓練第二中心一段時間,與劉**兄認識,隨兄隨弟。……(劉兄)在營服務,三個小孩在家無人招(應為”照”)顧,無人煮飯給他們吃,家裏另(應為”凌”)亂不盡,我每天上班經過他門口,看起來非常悽慘,這三個小孩要活活餓死,我與劉兄相良(應為”商量”)招顧他們,劉兄同意,我先去買菜,買米煮給他們吃。…..(李伯伯手札)

    李伯伯的遺物很簡單,穿了二十幾年的舊衣物,一隻壞了十幾年還捨不得扔的錶,一幅民國96年重陽節榮民服務處輔導員與他的合影,百來封我們姐弟三人寫給他的信,以及零零碎碎寫在日曆紙背面的手札,我在手札中看到了這一段往事。而我,就是「三個小孩」中的一個。

    李伯伯與父親相識的年代已經不可考,聽長輩閒聊,李伯伯曾租賃家中一個小房間,或許就在我出生(1974年)前後,這當中夾雜著關於我出生時的一段佚事:
    當時,父親在連生三個女兒之後,一心想要一個男孩。在我出生的那一天,當父親知道又是個女孩時,表情馬上拉掛下來。或許因為家中並不富裕,要養四個孩子相當不易,我出生後隔了幾天,來了一對黃姓夫妻,交給母親500元紅包,便把我抱走了,大姐、二姐十分不捨,難過的大哭著。李伯伯了解整個情況後,非常不贊同「賣孩子」的行為,自己掏出500元,到黃姓夫婦家中硬生生把我給帶了回來,交還到母親手中。

    到底是什麼性格的人才會做這樣的事呢?在李伯伯的心中,「隨兄隨弟」四個字的份量有多沈重?天底下沒有一把拈量心念的秤,因此,也沒有人知道當李伯伯出面干預這場送子情節時,內心翻騰的到底是什麼!我惟一能感受到的是,李伯伯自從把我從黃家帶回劉家,「責任」便根植於他的心中。當他不忍見到「三個小孩在家無人照顧」的景況,決定照顧我們的當時,或許,便與這份莫名的責任感有關吧!

由手札內容推算,李伯伯正式代替母職照顧我們姐弟三人應於1980年。

1980年,母親雖然尚未正式和父親離婚,卻沒有待在家中,而是在台北「流浪」(這是李伯伯使用的詞彙)。那時大姐18歲,二姐16歲,他倆國中畢業後,因父親不同意升學,便北上工作,與母親聯絡甚為密切。家中僅留9歲的三姐,6歲的我,還有一個3歲的弟弟寄居於香山榮民鄧伯伯處。那年,李伯伯年約六十餘歲,已經退役,單身一人。父親約50歲,在埔頂營區擔任電影放映的工作。

    在那個年代,許多塞在社會角落的榮民生活就是如此:結婚的,保住一個家庭必需要費更大的勁兒;單身的,便與同為天涯淪落人組成一個「非典型」的家。或許因為無根無蒂,榮民便隨任因緣,輕易聚散。然而,在客家人居多的街坊鄰居眼中,我們「家」的生態卻是一幅難以理解的景象,家中沒女人,由一個「異姓」大男人到家裏照顧孩子,對他們來說,實在是一件很「混亂」的事吧!

     我總是害怕有人問起:「他是你的誰?」這關係到一段台海歷史和一個分崩離析的家庭,又豈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的呢?

另類的愛

    李伯伯的經歷很另類,性格很另類,他對我們的愛也很另類。

    他最常說的話就是:「他要害死你」、「有人要害死我」,每當他這麼說時,我們總是想:「有這麼嚴重嗎?」但是,看著他相當肅殺的神情,便沒有人敢笑出聲。

    我總以為,每個人生都有一句OS,那句OS造就了一個人的性格,也投射出一個世界,當OS改變的時候,就是人生的下一個階段。那麼,我想李伯伯人生的OS應該就是「他要害死你」吧!因此,他固著、偏執、難以溝通、無法信任他人,他的世界與常人不同,他的愛是以深沈的恐懼為核心,一經發射,必定帶著強烈的後座力。

    那層恐懼,我一直不明白是什麼。

    李伯伯是浙江省臨海人氏,出生在靠海村落,家中補漁維生,自幼喪父,身為長子的他打小就承擔了出海打漁、養家活口的工作。

    年少時結了婚,婚後不久便從軍,至於從軍的原因我已不得而知。

    軍旅生涯中,曾因識水性,被選為水鬼。

    關於戰爭的種種他從來不講,每當我問起,他的眼神中便透出恐懼,遙望著遠方,然後說:這種事小孩子不要知道。他惟一提過,在當水鬼期間,曾在大海魚泳,逕自游到匪區,摸黑上岸,偷襲衛兵,完成任務。他說:殺人對他易如反掌。

    恐懼,由此而來嗎?

    李伯伯說,他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年月日,或許是因為貧苦的漁村沒有過生日的習慣,直到離開家鄉上了船,管理兵籍的管事問他出生年月,他回答不知道,管事便隨易寫下民國1年6月17日,這一天便成了他的生日,李伯伯說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。

    許多榮民少小離鄉,不知道自己真實的出生年月日,離開家鄉,與親人長別,失去了族譜,沒有祭拜祖先。在戰爭中,睡過路邊,也睡過墓地;到了台灣,住的也多是政府的房子。他們,因為失去太久,有些人,在人生風雨飄搖中尋求一個穩定的家;有些人,卻似乎恐懼擁有一個真正的家。

    年少離家嘗盡了孤苦淒清,戰火連綿遍歷著殺戮殘暴。飄落在台灣孤嶼,連生根都恐懼。一個單身榮民,為什麼如此堅毅的替友人照顧三個孩子?對其他人而言,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。

姐姐說,李伯伯怕是為了父親的錢財才做這一切的。

    媽媽說,李伯伯是想把我們三個孩子變成他的。

    爸爸也曾說過,他不想被李伯伯每天大呼小叫,因此不願住在家裏,即使退伍後,也沒有與我們同住。

如此看來,李伯伯照顧我們姐弟三人是處在飽受質疑、批評、抗拒的處境下,他又為什麼如此堅持的照顧著我們?

1987年的考驗

    1987年,兩岸開放探親,觸動了李伯伯內心深沈的恐懼。

    他開始與大陸親友通信,書信往來中不斷喚著他回去吧!回去吧!

    比起絕望,這種呼喚更為磨人。

    李伯伯與父親吵得更嚴重了,在興起一片返鄉潮的同時,李伯伯卻深深恐懼著父親帶走所有財物,把子女留在臺灣一去不回。他擔心的並不是我們姐弟三人無人照料,而是僅憑他一人的半俸根本不足以供養三個孩子的衣食、教育所需。

    回大陸,對於已然在台灣生活近四十年的榮民而言,是期望,也是恐懼。兩岸通聯掀開了那層瘡疤,使那遮覆的膿血展露無遺,那壓抑的痛苦再次呻吟。──父親,終究沒有回去,在1992年溘然而逝。

    或許,與這段因緣有關,李伯伯也是始終沒有返鄉探親。

有一天,李伯伯飽含悲慟的告訴我,他的母親為著他國民軍的身分受了點苦,哭瞎了眼睛,最後在貧困中活活餓死。我常常問他要不要回去?他說:回去做什麼,母親都不在了。過一陣子又說:想回去修修墓。總之,李伯伯對於回不回去一直處於掙扎之中。這,也是一種恐懼嗎?

這層恐懼翻出了「家在哪裏?」的疑慮,在大陸的那個家,有血緣關係,人卻如此陌生;在台灣這個名義上無法稱為「家」的「家」,沒有血緣關係,情感卻如此緊密。然而,真要說起來,竟沒有一個真正的家。

是外人還是親人?

    小時候李伯伯總是「規定」我們「必需」要寫信給他,這個「必需」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的,在李伯伯的遺物當中,保存了49封我小時候寫給他的信件,在具有落款日期的信件當中,最早一封是1981年7月22日,最晚在1986年5月2日,可見,寫信的「規定」持維了六年,正好在我小學階段。

伯您好:

    您每天都來照顧我們我知道你很忙,等我長大的時候我會幫您忙。姐姐走後我都好想她,您也對我很好,我很謝謝您,我非常喜歡您,可是您不在家裡的時候我很想您,希望大姐、二姐在家裡的時候您也能在家,中午吃飯的時候您不要在(應為”再”)出去吃飯,您就在我家吃要不然您浪費您的錢。

    這是李伯伯保留著我寫給他的第一封信,一封耐人尋味的信,信末的署名和日期是李伯伯的字迹,彎曲的寫著「小女**」四個字,1981年8月15日的第二封信中,署名「女兒**敬上」中的「女兒」也是出自李伯伯之手,這便是李伯伯的心聲嗎?在台灣沒有結婚,沒有子女的他一直把我當成女兒看待吧!

對他而言,我們不僅僅只是「沒人照顧的三個孩子」,而是「家人」;但是,他對我們而言卻是「恩人」,我們另有血緣上無可取代的「家人」。換句話說,我們與李伯伯之間雖然具有互相依存的緊密關係,但這關係卻建立在不對等的期待之中,信中「希望大姐、二姐在家裡的時候您也能在家」的句子,隱隱透露出這種平衡的脆弱,當大姐、二姐回家時,李伯伯內心深藏的「父親」角色便又重新分派為「外人」,必需寫信的規定是因為如此才開端的嗎?

    只要大姐、二姐在家,李伯伯便會自動消失,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是為了什麼。當我們兄弟姐妹團聚之時,李伯伯在哪裏?他心裏想些什麼?他的感覺應該很不好受吧!大姐、二姐的存在不斷提醒他是「外人」的事實,在他情感上把我們認定為兒女的時候,是痛苦嗎?孤單嗎?淒涼嗎?還是什麼都說不清的五味雜陳?

    1990年台灣在廢國大的聲浪中,外省人似乎變成「尸位素餐」的代表,2000年後的藍綠對決,外省人又被銘刻上「不愛台灣」的印記。李伯伯拿著國家給的半俸,就像是領著退休金一樣,卻也蒙上了「占盡好處」的譏諷,他38年後居住於台灣,一住便是五十年,在「台灣人」與「外省人」齊奔大陸淘金的同時,未曾反鄉的李伯伯終其後半生都居住於台灣,不曾離開。

    最終,李伯伯還是外人。

歸宿

     2009年12月,李伯伯走了。

     按照法令,李伯伯為「單身榮民」,由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籌辦喪葬事宜,進行火葬後,骨灰將放置於國軍公墓。可是,李伯伯留下遺願,他不願意身體被燒成灰燼,親手書寫土葬遺願。即便如此,因為土葬關係到撿骨、遷墓等事宜,礙於「單身榮民」的身分,他的遺願並不受理。

    弟弟屢次向退輔會提出意見,回覆總是:規定如此,礙難從命。

    在爭取土葬的過程中,我才真正了解,李伯伯以一個「外人」的身份照顧我們是多麼不容易,他把砲口指向我的親人手足,他對我們嚴苛的管理,他耳提面命不可忘記恩情,他「規定」每個月都要寫的感恩信,其實都是為了對抗整個社會對於「外人」的焦慮。

    我們不是他的孩子,想保護他的屍身竟也這麼困難。

    在爭取土葬近乎絕望之時,我寫下這封請願書:

….姐弟三人能有今日全仰賴李公**無私奉獻。李**名義上雖為「單身榮民」,但數十年來共同生活之情,對姐弟三人養育之恩,其緊密聯繫更甚於血緣關係,雖無「有眷之名」,卻具「有眷之實」。

榮民半生戎馬,滯留台灣,乃時代變動之悲劇。李**前半生效力於國家,後半生奉獻於姐弟三人,其一生無欲無私,僅求亡故後保全屍首,入土為安,老人家親撰之遺願當予顧念……

在此還望長官秉持”聞聲救苦”的慈悲心,憫念榮民李**為國爭戰,流離失所,客居異鄉之苦;悲憐姐弟三人秉純孝、報恩德之摯情,惠允土葬之請求………
    脫了根的,一如浮萍,一如飛絮。

    李伯伯生時不敢企求安安穩穩的在某處生根,只求死後能緊緊的被土壤包覆,在這一塊名為台灣的土壤,他早已將此處視為歸宿了。
然而,請願函並沒有打動退輔會的長官,就像整個社會輕易被挑起的疑慮與顧忌,他們不願承擔任何風險,只求「依法辦事」。令人安慰的是,這封請願函感動了在裏頭做事的小公務員,在會議中她嘗試了解詳情,努力為我們找到有利的法條,最後終於以「同居共財」確立了我們與李伯伯的關係…..,終於,遂了李伯伯土葬的遺願。

    原來,對台灣社會而言,李伯伯和我們是「同居共財」的關係,那麼,最後,居住在此五十年的李伯伯,與台灣社會的關係充其量也只是「同居共財」吧!
「家人」,有一天可能成為「外人」;而「外人」,永遠只能是個「外人」。

    翻揀李伯伯的遺物中,有許多碎紙頭寫著同樣的事情:關於他的後事。從民國90年起,半年一張、一年一張,碎紙頭訴說著李伯伯等待這一天好久,好久……..
 
    李伯伯走了,我不禁思索:什麼才是「家」?什麼才是「家人」?對一個離鄉背井、流落異地、孑然一身的李伯伯而言,他要有個「家」,怎麼會這麼困難?臨海的那個家,已然陌生;臺灣的這個家,不具名義。就算孤身一人,也要承受「外省豬,滾回去」的社會氛圍,對於至死未曾返鄉的李伯伯而言,情何以堪呢?
難道,只有死亡才能真心接納這個被世界排拒在外的老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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